2019年12月28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6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法共110条，分为总则、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人员、药品供应保障、健康促进、资金保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10章。
就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来说，目前已经实现全民医保，基本药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体系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是助力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的*有利一个方面。
医疗卫生机构经过数十年的改革，经过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未来应该如何来做，包括公立与民营，社区医疗与区域医疗仍然存在着许多变数。譬如公立医疗集团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垄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举办者本质上的不平等。医疗卫生机构这一块如何通过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来保障其生存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在发挥医疗卫生人员作用，保障其安全与利益方面，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如何具体来实施还需要医疗机构、行业管理部门和社会三方来分头承担。笔者觉得，医务人员的责任和压力仍然是巨大的，譬如什么是合理诊疗，什么是过度医疗，这种法律责任直接落在了医务人员身上，他们能承担得起吗？会不不成为未来医疗纠纷的一个新的导火索？
还有如何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和医院的医疗秩序，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仅仅从公民角度提出了要求，并没有对患者与就诊者提出法律规范。基本医疗服务与健康促进法，是以医院为平台提供的医疗与健康服务，医疗服务不同的普通消费服务，医疗服务体现的是由医务人员与患者或就诊者共同履行的医疗行为服务。患者不仅仅是被动“消费”，也需要主动配合并承担法律义务。因此，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法律规定上，明显存在着需要完善与改进的。
在药品供应保障一章，如何充分体现中药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其在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中的作用。在实施中有许多法律障碍需要突破。譬如发热门诊基本上是西医化的，这让发热患者首先丧失了中医诊疗的机会。改革开放前，曾经有“西学中”的机制，让西医医生直接使用中药及中医诊疗方法。但现在的执业医师法明确界定了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执业资格。中药只有成药化才能被西医所使用，而传统中药及中医疗法就往往被排斥在临床诊疗之外。另外中药饮片加工相对简单，其价格也往往低于中成药，这也会让中药在医疗过程中的使用受到阻碍。笔者非常担心关于体现中药的特色与优势这一法律规定的落实会是个大问题。
对于健康促进，笔者推广医院职业化管理数年的感受，感觉医疗机构的兴趣并不大，接受度也不高。即使是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技术水平的心理治疗技术，不少的综合医院都未表现出兴趣，更何况以健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健康促进呢？基本医疗有医保资金保障，健康促进服务主要靠公益医疗与自费医疗解决，这不仅仅需要有医疗良知，更需要有医疗经营的水平。所以这一章的法规落实真可谓要任重道远了。
关于资金保障，未来困难也会巨大。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百姓对于医疗的消费需求在较长的时间内会被压抑。至少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未得到彻底解除前是这样。医疗机构的就诊量要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医疗机构的资金保障，在公立医院将主要来源于财政预算，且未来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势必也会分走一大笔医疗卫生保障资金。那么大力发展社会健康保险、平等对待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是解决保障资金问题的一个方向。
至于监督管理，可以预期，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医疗市场将进入调整期，公立医院机构的扩张也许不会受太多的影响，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则会大大加强。从*近国家市场总局出台为保护知名医院名称而进行的民营医院名称市场检查行动来看，国家在收紧对民营医院的监管。预期民营医院未来在获得基本医疗保险的资格审查会更加严格。民营医院有可能需要向健康促进型等自费医疗服务或商业医疗保险服务转型。
从法律责任来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强化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于执业医师来说，除了执业医师法，还有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约束。而对于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这两大法律责任的主体，医院管理者的责任更加突出。特别是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的院长负责制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医院职业管理团队的责任更加具体。未来不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运营的法律责任全部落到了医院运营团队的肩上。医院出现任何法律问题，承担责任的必然是医院的法人代表与运营管理者。其次就是医生。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之后，医院职业管理者和医生将是法律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他们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大后，其相应的权力与待遇能及时与之配套吗？
笔者认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后，医院职业化管理是当务之急，而以管理职业化与医师职业化为主导的医院职业化必然是趋势。而要成为能独立承担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的医务社会人，接受职业化管理培训也就是现代医务人员必须要过的坎。
